11月8日訊 索斯蓋特以自己擔任8年英格蘭男足主帥的經歷為藍本，撰寫著作《致親愛的英格蘭》，講述自己從這段履歷中獲得的關于領導一支球隊的教訓。

索斯蓋特足球生涯的開始就與眾不同，他第一天以學徒的身份來到水晶宮時，穿著整潔的校服，而其他球員都穿著便裝。他口齒伶俐，來自一個中產階級下層的郊區家庭，他的母親是一名學校食堂阿姨，父親在IBM有份穩定的工作。

在書中，索斯蓋特這樣寫道自己：“我太體面了……太乖巧了，成不了大器。”在水晶宮當學徒之初，青年隊教練艾倫-史密斯曾把索斯蓋特拉到一邊說：“加雷斯，你是個好孩子，但若換作是我，我會考慮成為一名旅行社代理。”

這句話傷害了索斯蓋特，也成為了他的“轉折點”，他意識到自己需要“展現出一些強硬的特質”。索斯蓋特在23歲時成為了一支球隊的隊長，在一個主要由年長且“高度積極不合群者”組成的更衣室里，他成了年輕的領導者，任命他為隊長的正是艾倫-史密斯。

離開水晶宮后，索斯蓋特還曾先后擔任阿斯頓維拉和米德爾斯堡的隊長。作為一名中后衛，他以出色的移動能力和優雅的傳球技術著稱，曾為英格蘭國家隊出戰57次。然而，他的國家隊生涯卻因一個令人痛苦的瞬間而被定義：在1996年歐洲杯半決賽對陣德國的點球大戰中，他罰失了決定性的點球。

那個夜晚，在溫布利球場的燈光下走向點球點時，索斯蓋特一直在想：如果我踢丟了點球怎么辦？比賽結束后，在更衣室里，他破碎且無法被安慰。接下來的二十年里，那次“創傷性”和“改變人生”的丟點成為一直縈繞他的夢魘，他在公共場合常常被介紹為“那個罰丟點球的人”，一個替罪羊。一個失敗者。

索斯蓋特曾在接受采訪時承認，如果他明天可能就離開，但在任期內會制定長期的計劃，并有勇氣去付諸實踐。為了尋找靈感，他廣泛閱讀和咨詢，訪問了皇家芭蕾舞團、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以及谷歌歐洲總部。他對邊際收益很感興趣，追求“把重要的事情做得更好”，定期與英國自行車隊前績效總監布雷斯福德以及統計表現分析先驅比利-比恩會面。

索斯蓋特希望英格蘭的選人和戰術是“基于數據”而不是“數據驅動”，他渴望不斷提升，帶領球員們在德文郡的一個軍事營地進行了突擊訓練，聘請了專門研究“歸屬感”領域的教練歐文-伊斯伍德。英足總的人力與團隊發展主管皮帕-格蘭杰與索斯蓋特合作制定了“新文化”藍圖，制定媒體和社交媒體策略，還聘請了一位定位球教練。

為什么英格蘭對索斯蓋特如此重要？他在一篇以公開信形式發表的題為《致親愛的英格蘭》的文章嘗試解釋這一點。他在文中闡述了一些關于歸屬感和國家凝聚力的見解。這是一份引人入勝的政治文件，展示了一位足球教練如何直面這個時代一些重要的復雜問題，包括民族認同、社會凝聚力、年輕男性的心理健康問題、愛國主義及其缺失，并提出了有關多元文化和世俗民主如何凝聚。

在書中，索斯蓋特自述是一位傳統主義者，他的榜樣之一是他的外祖父，一位二戰老兵，同時也是一位創新者，他重視美德：正直、勇敢、同理心和韌性。那么，索斯蓋特究竟學會了什么呢？歷任英格蘭前主帥們看似經驗豐富且資歷更佳，卻都因為不堪重任而失敗。

但索斯蓋特帶領的英格蘭兩次打進歐洲杯決賽、一次世界杯半決賽和一次四分之一決賽，他們的比賽風格或許并不華麗，但卻堅韌、務實、難以被擊敗。最重要的是，索斯蓋特改變了球隊的文化。在他執教初期，英國國內正處于科爾賓主義和脫歐的激勵對立中，而索斯蓋特提出了一種更好的、更具社群精神的英格蘭愿景。

這本書每章末尾都有總結，仿佛是在為未來的PPT演講做準備，雖不驚艷卻頗具思考性。真正令人稱道的是，它為我們揭示了索斯蓋特的心理和動力：是什么支撐他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刻，使他成為一位領袖典范。多年前的那個夜晚，當索斯蓋特走上點球點時，他問自己：“如果我罰丟了怎么辦？”盡管那晚他確實罰丟了點球，但在隨后的歲月里，通過面對失敗的恐懼，挑戰英格蘭國家隊周圍那種理所當然的文化，他證明了真正的榮耀并不只依賴于勝利本身。